做事情都有個要求,希望達到什么樣的標準。翻譯也不例外。那么什么樣的譯文算是好的譯文呢?我們應以什么樣的標準作為努力的目標呢?
1980年出版了張培基等四位學者編著的《漢英翻譯教程》。作者在“翻譯的標準”一節(jié)中寫道:“我們主張把翻譯標準概括為‘忠實、通順’四個字?!薄八^忠實,首先指忠實于原作的內(nèi)容。”“忠實還指保持原作的風格。”“所謂通順,即指譯文語言必須通順易懂,符合規(guī)范。”
1983年出版了呂瑞昌等五位學者編著的《漢英翻譯教程》。關于翻譯標準的論述,與第一本書是一致的。書中寫道:“我們不妨用‘信、順’兩字來概括我們今天漢英翻譯的標準。所謂‘信’是指忠實于原文的內(nèi)容,包括思想、感情、風格等,即把原文完整而準確地表達于譯文中,對原文內(nèi)容盡可能不增不減。所謂‘順’,是指用詞正確得體,行文流暢通順,符合英語習慣;避免逐字死譯、生搬硬套,使不懂漢語的英語讀本也能看懂?!?/span>
這兩本書是受教育部委托編寫的高校通用教材,一本講英譯漢,一本講漢譯英,二十多年來,一直在我國高校廣泛使用。
我基本上同意這兩本書關于翻譯標準的提法,但我不贊成把風格放在忠實里面來談。我們不必因為嚴復提出了“信、達、雅”,談翻譯標準就一定要談風格。因為風格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。把原文的風格完全翻譯過來,這恐怕是不大可能的,但也不是說風格就完全不能翻。譯者只能盡力而為。譯文的風格除了包含一部分與原文的風格,必然還包含其他因素。而且翻譯不同類型的作品,對風格的要求也不盡相同。英譯漢還比較好辦,漢譯英就更難把握了。
我在99年為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編寫了一套教材,題為《英漢翻譯教程》。關于翻譯標準,我是這樣寫的:“對我們初學翻譯的人來說,我想可以提出兩條要求:(一)忠實;(二)通順?!覍崱饕侵竷?nèi)容……要力求準確地表達原作者的意思?!槨傅氖钦Z言。如果原文是通順易懂的,那么譯文也要盡量做到通順、易懂?!蔽艺J為,真正做到上述兩條,也并不容易。風格在翻譯過程中是個不可回避的問題,但可以慢慢展開討論,而不必寫在翻譯標準之中。
十多年前,我對外國譯者關于翻譯標準的看法作過一些探討,寫過一篇文章,題為“外國譯者追求什么樣的譯文?”, 發(fā)表在《中國翻譯》1992年第4期上。現(xiàn)將其中的部分引文介紹如下。
K. J. Maidment 在其所譯Minor Attic Orators寫的序言(1940)中說道:“關于譯文本身,我只需要說我的目標一直是既確切(accurate),又通順(readable),但我充分意識到往往二者都沒有做到?!?/span>
G. P. Goold 在為其所譯Propertius的Elegies一書寫的序言(1990)中說道:“我在本書中主要是力圖以可靠的拉丁文本和優(yōu)美、確切的(graceful and accurate)英譯本把普洛佩提烏斯介紹給盡可能多的讀者:當然首先是介紹給古典文學學者和研究人員,但也同樣介紹給一般的文學愛好者?!保ㄟ@個版本是拉丁文和英文對照本。)
Michael R. Katz and William G. Wagner 在為車爾尼雪夫斯基的《怎么辦?》英譯本寫的前言(1989)中說道:“出版這個新譯本,是為了提供方便,使英國和美國讀者第一次看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《怎么辦》一書的完整譯本……我們希望這個完整、確切、通順的(complete, accurate and readable)譯本能使英美讀者不僅了解車爾尼雪夫斯基這本小說對人類生活產(chǎn)生了多大的影響,而且了解它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是從哪里來的?!?/span>
Ronald Hingley 在為其所譯《契珂夫全集》寫的序言(1964)中說道:“主要目的是為舞臺演出提供腳本。譯本一向以高度確切(strict accuracy)為宗旨,但希望避免學究氣。譯本從未有意識地為了字面上的忠實而使得臺詞不能上口,或違背原作的精神?!?/span>
Michael Grant在為其所譯《西塞羅選集》寫的前言(1960)中說道:“譯者的主要任務之一是使譯文通順 (readable ),否則就沒有人看,也就不能達到介紹原作者的目的。在今天如果譯者使用修辭色彩很濃的英語,他的譯文就不會通順,也就沒有人看?!魅_的修辭手段是他所受的語言訓練的產(chǎn)物,是他的風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如果丟掉它,你就丟掉了人們最贊賞他的一個方面,損失還不止于此。如果保留它,我在前面已經(jīng)指出,你就丟掉了另外一樣東西-當代通順的英語。這種進退兩難的困境是沒有折中辦法可以解決的。因此,我既然不準備放棄努力,要盡可能地接近真正的現(xiàn)代英語,就不得不放棄西塞羅的修辭手段。至于讀者遭受的損失,我是非常清楚的。”
Horace C. P. McGregor翻譯了西塞羅所著《論神性》一書。他在“譯者的話”(1970)中說道:任何一篇文章都包含著妥協(xié)(compromise)的成分。一個句子在這種語言里通順流暢,在另一種語言里就會拖沓累贅。一個精彩的短語如果按字面譯成另外一種語言里就可能不像樣子。一個單詞在另一種語言里也可能難以找到相應的詞?!业哪繕耸钦嬲姆g,然而是低標準的,我有一定程度的自由,可以改變原來的語言形式,但決不有意識地脫離原作的意思和語氣。最主要的是我力圖使西賽羅的英文譯本和拉丁文原文一樣通順(readable)。
Edward G. Seidensticker翻譯了紫式部的《源氏物語》。他在前言 (1976)中指出:此前Arthur Waley翻譯的《源氏物語》是很自由的,他作了大膽刪節(jié),也作了大量的增補與美化。他說:“新譯本可以稱得上是個全譯本,但其字數(shù)比Waley大加刪節(jié)的譯本還要少。這就說明無論Waley取得了多么精彩的效果?!墓?jié)奏(rhythms)是與原作迥然
不同的,原作較為明快、凝練,用詞節(jié)省,不羅嗦。如果說翻譯的目標應該在一切重要方面包括節(jié)奏在內(nèi)模仿原作的話,那么這里提供的
譯文規(guī)定要達到的目標,可以說比Waley的譯文所要達到的目標多得多?!?nbsp;
George Gihiam 在美國康奈爾大學任職,參加了Norton Critical Edition這套叢書的編輯工作。他在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與罰》英譯本寫的序言(1989)中寫道:“我們選擇《罪與罰》一書的英譯本,標準是這個譯本能用當代英語確切地(accurately)體現(xiàn)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九世紀俄語原作,能用今天的英語表現(xiàn)出和原作相一致的風格(style),不以現(xiàn)代詞語或維多利亞時代的詞語歪曲原作,而且譯文本身是通順的(readable)。根據(jù)這些原則,我們認為Jessie Coulson的譯本似乎是最好的譯本,經(jīng)與牛津大學出版社接洽,在這里重印出版?!?/span>
從以上幾段引文來看,accuracy和readability 是譯者追求的共同目標。其他方面,各位譯者的側(cè)重點是不同的,風格、精神、修辭手段、語氣、節(jié)奏,不一而足,有時甚至故意反其道而行之,可見問題之復雜。
鑒于以上情況,我們在開始時不妨就以信(忠實)和達(通順)為目標吧。你覺得這兩條會很容易做到嗎?
莊繹傳
全國翻譯專業(yè)資格(水平)考試英語專家委員會顧問
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
2005年4月10日于北京